我们在山东莱西法院和即墨法院的调研发现，行政诉讼案件在某些年份还有所下降，行政庭法官存在吃不饱的情况，有时还被抽调去别的庭协助办案。

工作优秀的合议庭，奖金有明显增加，基于中国司法规律的激励机制初步形成。【关 键 词】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并不是一般地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如果凡事事先就知道对错，做事的意义会大打折扣。服从法律规定，属于法治国家所有人的基本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5年1月28日在广东省深圳市挂牌，巡回区为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

进入司法程序的争议性案件，需要依法解决。作为一种回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一直在谋求推动改革，包括2001年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内的措施。[7][美]彼德•古德里奇：《法律话语》，赵洪芳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148页。

步人近代，德意志对罗马法的继受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开辟了道路，但其后很久才初步实现。次之为双重意义上的个人法，即个人立法者为被认为互无关联的个人所订之法。[27]此一定义的要旨在于，力图将人的概念建立于自然人自身之能力与其责任的关键勾连上。【中文摘要】主体问题在法学论域中是亟待深究的理论要点之一。

与此紧密相关的约束条件是：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53]进而，强动物道德理论要求对动物生命和尊严的全面尊重与保障:（1）废除科研性的动物试验。

在法律上将人的概念仅仅限缩于自然人的进程，历经了很长的时期。[30]萨维尼写道：每一种法律关系的‘中心应该是在该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利益的当事人，当事人本身的法律地位应该首先予以固定。他自己接着也提及了国外的若干相关研究，例如英国学者赫伯特（Herbert）有关理性人一段颂词式的描摹：总之，（理性人）没有人类的缺点，他没有保留一点恶，没有任何偏见。比方说，将一位白人女性的特征同一位黑人男性的特征加在一起，并不能充分描述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经历。

[58][美]J.弗拉克斯：《后现代的主体性概念》，《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50]阿兰•加尔：《法律与生态文明》，《法学杂志》2011年第2期。托马斯•阿奎纳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依照其理论，自然人是上帝创造的唯一的既作为被造物又同时作为其它被造物之王的特殊造物。相信人的生命并且惟有人的生命，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一种物种歧视。

[21]实在法上，将自然人与其它的被造物明确区分开，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直到15-16世纪时才最终肯定下来。基于此，我们便可理解霍贝尔有关初民社会之法律的评论：个人专制在原始社会中也是少见的，所谓的原始游牧部落的专制式的家长实际上是19世纪按推测虚构出来的……原始社会是极其民主的。

[39][日]牧野英一：《法律上之进化与进步》，朱广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17][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前者第1条规定，自然人，只有在市民社会中享受确定的权利时，可以称为人。无论个人主义的经济人抑或社会化的集体人，其间所倡行的康德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之现代性伦理主体正在衰亡。[30]自此，人的概念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权利能力。按其定义，法律上的人是指那些能够以自己的意愿为某一行为的主体。彼德•高赫曾为此感喟，虽然瑞士债法中的有关判决和文献处处闪现着一位鲜明的理性人形像，无论是合同解释、合同补充、注意义务还是其他事项，作为衡量尺度，这一神秘的存在裁定了诸多案件，但在理论上长期以来却受人忽视。[44][美]D布迪等：《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例如，1868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在一起因领航员过失而致船舶碰撞的案件里，船舶受有罪咎。关于提升动物权利保障的这些法条，是否赋予了它们以正式的法律人格，抑或其仍旧处于往常物格之地位，当下的相关争论正酣。

作为人的主观虚拟物，若说对于自然人外的所有法律主体都存在一种同样的拟制，即将一个人的意志拟制给他身外的某人或某物，在法人的情形下，则表现为一种双重的拟制：首先通过拟制以构造一个实体，第二次拟制则将个人的意志归属于它。[36][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3页。

狄骥则从另一个方向发起了攻击。[32] 有关法律上人类自身形象的历史衍化，在拉德布鲁赫那里曾有着概要式的归结。

相反，……法律意识是一种地方化、语境化和多元化的东西，充满了冲突和矛盾。[10]大致说来，涵括下列种种：（1）人。游历于世的圣灵每年支付5个马克作为磨坊及草地和田地的租金。[38] 鉴此，法律上的人之新观念呼之欲出，一个新的时代降临。

后者第1条则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有时，超自然人还被控以一项法律义务：圣灵有义务为它在农场边上的两块场地支付40先令。

[19]前引[4]，杜兹纳书版，第401页。首先，中世纪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而又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渗透着义务、承载着义务的权利，那些满足按照义务要求履行之期待的权利。

依照日耳曼法，则应该让敌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因为他们来自敌对的部族。[57] 当然，对现代主体的否决并非指向一片苍凉的废墟，相反，后现代希冀的是一个多样性的、流动的主体性。

这一理论不承认自由人与奴隶间的区分，不承认不同的宗教信仰者间的区分，也不承认农民、市民和贵族间的区分。[24]且不论这一本质论、目的论的话语是否过于偏执独断，起码有一点可以确定，自然人作为一个个体或是只有一个人时，无法成为法律上的人。[12] 当然，超自然人—上帝，天使，恶魔，圣徒—如果他们经营地球上的事务并出席于地球上的法庭，则必须通过牧师或其他自然人来达成。[14]进一步地，迁移至人类的道德层面，因为人习惯了折磨和杀害动物，久而久之，他对同类的心肠也会变硬，那么以折磨和毁坏弱小动物为乐的人，就不可能对其同类怀有一颗十分同情或宽厚的心。

[22]星野英一评论道，通过宣传人由神创造、由基督拯救、因而在神面前的人是平等的说教，确立了人类尊严思想。固然，这一点有时显得并不十分明确。

相似地，尽管在法典化问题上堪称蒂堡的最强劲对手，萨维尼也未对人的概念多作纠缠，而是将其限制于法律关系主体的层面，极大地收缩了人的问题所涉及的范围。[57][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6页。

[49]假如考虑到后者，则可以对其第一项结论补充如下一点：即人之为立法者，对于社会秩序法如民法、刑法等关涉群体共同生活方面的，最初主要地应是缘起于无意识的民众意志，事实上因其之复杂性，初民也无法有效规划。然而，近代的三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驱使人脱离既往的礼俗社会，不再把义务，而是将引诱单个人的利益作为法与权利的出发点。